西大回廊（二十二）丨榕江一年，小县城苦中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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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浅水

2018-11-25 12:28:43 来源：西大团学小微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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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蛮横专制，马君武先生嫉恶如仇，敢说敢做，不愿阿谀奉承。广西大学的创立与蓬勃发展，离不开他的拼搏奋斗。

今年，西大将迎来90周年校庆。为庆祝学校90周年校庆，团子君特别推出了广西大学史话系列，与大家同读校史。这是西大回廊系列第二十二篇，让我们即刻开始重温西大的发展历程吧。

榕江一年，小县城苦中有乐

艰辛倍尝，但不使岁月蹉跎

广西大学在榕江待了将近一年，在地处偏僻的小县城，师生们除了上课，平日的业余生活如何过，熊永深先生写了9篇文章介绍情况，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市民》杂志以《在榕江时的广西大学》为题发表。熊先生从80岁开始在网上写回忆文章，很受读者欢迎。如今熊先生90多岁，住在广东肇庆，身体尚健，只是视力大减。他的文章值得一读（标题为笔者所加）。

疏散路上

1944 年桂林疏散，西大辗转经柳州先迁融县（即今天的融水与融安），后因柳州、桂林先后陷于敌手，融县震动，于是逆柳江而上，搬去了贵州榕江。往榕江搬时，为了照顾老弱妇幼，允许他们坐船，其他的一律步行。后来那些乘船的嫌舟行太慢，也上岸步行，那可有些难为他们了，可有什么办法呢，逃难嘛。

当时的西大师生及家属有一千人左右，这么多人往越来越山野的地方行去。有些预定的食宿站点人烟稀少，还需打前站的设法安置好后续大部队的食宿，所以必须派些精明能干的人先行打前站。但总务处派的前站领队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职员（即本文作者熊永深——笔者注），由他带领了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先行队，提前一日出发，每个站点留下两人。先行队伍约有 20 多人。先行队伍大概走到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在老堡口当晚，领队的把第二天需用的款项数，给留下做前站的两个人时，不小心露了光。

第二天，前站队从老堡口出发不及一个小时，就在一条草丛中的小路上遭遇了土匪，把先行队人员身上所有的公私款项洗劫一空，值钱的衣物也未能幸免。既然没了钱，往前走去已没了意义，于是折回老堡口。等大队当晚到后，说明了情况。领导见到前站的领队私人的钱物都被劫了，也不忍责备，另外再给了钱，还由他带队先行。

往榕江跑的不止是西大，还有汉民中学和一家儿童保育院，一些老百姓也跟着跑。更有一些大盐商带了大批盐溯江而上。盐商有的是钱，还备了武装，当得知西大的先行队遇劫后，次日盐商队就一路放枪。机关枪的连放声，在山谷间回响着，对于在山间小路上匆匆赶路的先行队，确实是一股鼓舞的力量——因为小路基本上是沿着河走的。

队伍所经过的地方，是湘桂黔三省的交界处，山多且高峻。一路少有人烟，即使有些小村落，都是叫这个洞那个洞的，就好像进入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一样。有人说这里已经是苗人的聚居地了。经过的地方没有大路，小路沿着山梁和沟壑伸展着，忽高忽低。跑这种路特累人，因为在下坡时像在跑，由不得你，可马上又要上坡了，又得一步一步往上爬。一天不知要上下多少个坡坎，令人特感困倦。但是第二天一觉醒来，还得匆匆上路。

∆45年广西大学桂林将军桥校址

到达榕江

大约走了十来天，到榕江是在中秋节左右，在月光下，同学们团团席地而坐，基督教青年服务处的周联华先生主持了一场临时筹划的月光晚会。晚会既无月饼糖果，又没有欢笑。丧家、流浪、穷困、忧己忧国，谁都没有心思过节。

本来西大学生不止那么少的，因为西大疏散时正值暑假，能回家的都已回家。剩下的或是家在战区、沦陷区、港澳，或更远的印尼，无家可归，所以对着皎洁的月亮，更加思念起了亲人和家乡。有几位香港来的女孩不禁呜咽，可她们又怕扫了大家的兴，说是伤风了，更要装出个笑脸来。这可是欲盖弥彰，谁的心里又会好过？晚会上有印尼归国学生唱了印尼民歌，委婉凄切，更催人泪下。

上面说的那位周联华先生是上海人，沪江大学毕业，英语特棒。是基督教会派他到广西大学来工作的。他所在的机构叫基督教学生服务处，原在西大校址旁租下房子作办公用，具体干什么就不清楚了。不过到了榕江后，因为和上面断了联系，没了经济来源，后西大校长聘他为讲师，这才得以维持他和另一个职员的生活。但他的主业还是做基督教的传道，吸纳新教徒和做一些公关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一个教会的学院里进修。据报载他去了台湾后，做了张学良的牧师，经常为张学良传道讲经。如果还在世的话，当有九十出头了。

榕江是一座漂亮的山区小城。队伍翻过最后一座山脊，就看到静躺在山脚下的榕江县城。在人烟稀少的山路上跋涉了十多天的人，突然见到了下面密集的瓦房顶，都欢呼了起来。进到城里，大家发觉榕江虽然处于黔东南，周围都是苗族聚居地，但城里非常干净。马路不宽，绝对不可能有汽车在上面跑——当时那个地区没有一寸能行走汽车的公路。但水泥铺就的路面可真是清洁如洗。最美妙的感觉就是在山路上跑惯了，突然能在那么平坦的马路上行走，真舒服啊。

到榕江三天后，大家就感觉到不习惯了。主要是那个地方极少黏米，主食是糯米。人们刚刚开始吃时觉得很糯香，吃上三天口就苦了。照说，要吃糯米，不放糖，就得多加油。可那个小地方，一时也难以找到那么多的油、糖来，再说，即使有了，你有钱买吗？好在不久后当地政府设法运来了黏米，解决了问题。

那时的大学生享有每月二斗三升（约 35 斤）的免费粮食和贷学金，贷学金也大约只够菜金。学费是免交的，所以如果稍节约的话，念大学是要不了多少钱的。但除了吃饭总得有些生活必需品要买呀，那些与家里失去联系的学生就惨了，逃难时丢弃了不少东西，现在为了生活想变卖衣物都难啊。

尽管如此，日子还是得过。西大在榕江招了一次学生。那时的大学招生都是各招各的，不是统一招考，也不统一日期，所以有些考生为了保险，报考多所大学，参加多次考试。成绩好的学生有时会考上多所大学，那就可以选择去你最中意的大学就读。

招到学生以后就开始正式上课了。

一场虚惊

榕江四面环山，县城周边有三条小河经过，在榕江汇成一条河流入柳江（应是都柳江——笔者注）。因为几条小河位居上游，水不深，但落差大，流速快，所以在寂静的夜晚，能使小小的县城上空彻夜回荡着哗哗的水声，抚慰全城的人们安然入睡。当然，如果你心中有事，它也会骚扰得你躁动难眠——而当时确有不少人辗转不能入睡。当地有句谚语说：“榕江三条江，不打摆子就生疮。”打摆子就是疟疾。说来也真奇怪，当时打摆子的人的确不少，那也难怪，因为同学们在逃难时能有几个带有蚊帐的？好在学校医务室有大把的奎宁，疟疾来势虽然猛，但很快就被扑灭了。可能也因为天气逐渐凉了，蚊子少了的缘故吧。可生疮的事却不见怎么说起过。

当时盛传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那是有些夸大了的。天气多雨是不错，也不至于没有三日晴的，因为山多且高，气流不稳那是肯定的。至于地呢，也还是有平坝子的，人也不至于穷得那么厉害。可是周边的苗族人那是的确要穷些。

据西大师生写的苗民生活的社会调查报告说：苗民最缺乏食盐，他们把食盐叫盐巴，是一种盐岩，呈块状。苗民把一小块盐巴用细绳子绑上，悬吊在铁锅上方，煮菜时把这块盐放在锅里晃几下，又吊起来。至于菜够不够咸那就另说了。西大的调查组去苗寨时，每到一家都会送上一包盐，对于苗民来说，那是最厚重的礼物了。还有，苗民们为了得到一眼缝衣针，宁愿换给你好几担木柴。苗民没有被子，过冬靠的是烤火，终夜烧火。所以人人都被烟熏得黝黑黝黑的。加上苗寨里面的“官员”们都是汉人，就是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保甲长都是汉人。即使那里没有汉人，搬都要搬一个汉人去充当。有些汉人保甲长作威作福，鱼肉苗民，积怨很深，不时有苗民起来反抗，当地人称之为“发苗疯”。其实，那是官逼苗反，既然有压迫就有反抗，积累的怨恨总有爆发的一天。

西大在榕江安定下来没几天，一天，“国军”杨森部队从三都县撤退经过榕江，当地的官员，包括西大校长都去到城外河边迎接。忽然有飞机临空，往人堆里发射了几发机关炮，顿时谣言四起，说是鬼子眼看就到，于是全城乱成一片。西大马上决定往北撤。这一回目标定得可远了，要去估计需走半个多月的思南。据说当时杨森曾向校长提起过，要西大搬去四川他老家。他说，养个把大学还养得起。口气不算不大，说明这位四川军阀搜刮财富之凶狠！已是下午了，可还是等不及地要跑，全校去到离榕江才十来公里的忠诚堡停下住宿，因为天已黑了，山路崎岖，扶老携幼地往山里钻太危险。派了一人在榕江留守，此君即是西大从广西融县出发时带领先行队的那个小伙子。

第二天，那个小伙子正准备去赶大队，大队却又回来了，原来鬼子要进村的传言是假的。可学校各处都已让驻扎的国军糟蹋得狼藉一片：遍地的排泄物，到处是剩饭残羹，西大师生逃难时遗弃的箱笼，被拆成两半用来装马料喂马。真是兵不如匪。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榕江上游是三都县，敌人占领独山后，邻县三都的人就跑光了。鬼子并未到三都，可是三都已和上级没了联系，而榕江通往上级的联络是须通过三都的，于是榕江也被认为情况不明。对于情况不明的地方，盟机是照炸不误的。那天河边聚集了那么多人，空中看来颇不寻常，于是盟机先开几炮。后来下面的部队挥动了旗帜，飞机才飞离。本已无事，可是谣言不知怎么传开的，导致了一场虚惊。

∆进行抗日宣传归来的同学

小城圩日

榕江地处湘桂黔三省边，又多山。人穷，土匪就多。当时传说土匪头子杨八有个姨太太在西大就读。西大先遣队被劫后，姨太太传了话，隔了两天，带头抢劫的小头子就被处死了，而且遗尸在西大队伍路经的地方。这个当然是传言，当不得真。此后也的确没有人去追究那位姨太太是谁，可能都是子虚乌有的事，但西大逃难的队伍，从此都是无惊无险地走完全程。

到了榕江后，见到过一件只能在旧小说中才能见到的事。一天，在小小的榕江城城门洞旁边，挂了一个小木笼子，里面赫然是一颗脑袋，血迹模糊，死者眼都没全闭上。旁边有一张布告，说是悍匪林某拒捕，被当场处死，悬首示众以儆效尤云云。西大学生特别是女生，哪见过这种场景啊，有好多人不敢去看，看了的又有好多人吃不下饭。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榕江的治安并不是很好，只是西大当时是在县城待着，这里有警察，还有驻军，起码在县城里面是有安全保障的。

榕江这么个小城只有两三条像样的街道。所谓像样是说水泥铺面的马路。每到赶集日（当地叫赶圩）倒也是熙熙攘攘，山民们摆出各种各样的山货，也有穿州过省全部货物一担挑的流动小贩，苗民们多数是卖些猎物、草药，或是一担柴。苗民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带有一把一尺多长的砍刀，看起来好像凶狠狠的，其实他们非常老实，经常都会表现出一种畏怯的样子。他们在集上总是遭人欺侮。他们买东西不敢砍价，卖东西又时常被人砍价，甚至少算价钱，有时明知吃了亏也认了。在集上最令人侧目的，是西大一些学生摆的摊子。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拿出自己“多余的”生活用品，如衬衣、袜子，甚至毛衣来变卖，还有学习用品如参考书、漂亮的日记本，更有人把心爱的派克钢笔都拿出来卖，兵荒马乱中谁来买这么贵重的东西！

榕江没有什么有特色的小吃，一种醪糟汤圆却很可口。醪糟，上海人叫酒酿，两广人叫甜酒，湖北人叫袱子酒。醪糟汤圆香、甜、糯，特别是在冬天，一碗下肚，浑身都暖和起来，不亦乐乎。这种食品在四川、贵州和云南，都是一种大众化的小吃。榕江还有一种食品，名字我却叫不上来。但这种东西在赶集日一上市时，香气可达几里路远：用猪网油裹上已经拌和了佐料的大颗猪肉粒，然后在炭火上烧烤，淌下的油汁滴在炭火上，烧得直冒烟，香气就这样随着烟气到处飘荡。光是闻到那个香气，已足以令人食指大动了。可惜它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演出《日出》

榕江的县长是江苏人，当然就有一批江苏人来当地做官。这些当官的似乎口碑还不错，没听说有什么大的民怨。这里要说的是一位文化馆长，姓名已忘，只清楚地记得他矮胖的身材，有两颗龅牙，说的是一口江苏口音较重的“国语”。之所以谈到他，是因为他曾掺和到西大演出的话剧《日出》中，并在剧中饰演潘月庭，就是那位大腹便便的银行经理。

西大在桂林雁山时，已经演出过《日出》，时间大概是 1942 年前后。在雁山学校演出后又去桂林城里演过。饰演方达生的演员就是后来在香港电影《屈原》中饰演屈原的鲍方。不过前后两次的《日出》都没演第三幕，因为第一、二、四幕就同一个布景，而第三幕的故事是发生在妓院里，需要换景，还需要许多饰演妓女的演员。更因和前后两幕的故事联系不太多，为了节省，有些剧团在演出时干脆就把它删掉了。西大在桂林演出的《日出》中，有两位演员这次跟着学校一起来到榕江，一位是饰演剧中黄省三的黄大淦同学，另一位是饰演剧中李石清妻子的刘家真同学。

不知是这两位同学还是那位文化馆馆长主持，也不知这件事是怎么起的头，反正《日出》的排演开始了。自从西大到榕江后，困在这么个闭塞小县城里，没有电影（当时连电都没有），没有舞厅，没有夜生活，没有社交活动（谈恋爱当然不算是社交啦，这里主要是指教师们），日子过得枯燥无味，除了上课就没个去处。听说启动了《日出》这场话剧，大家都引颈期盼着早日演出。

演出好像是在一座庙宇还是在一座会馆里，当时在榕江这可是空前的大事。那天晚上县城里确是万人空巷。演出当然是成功的，饥者易为食嘛。像在苦旱的荒漠中注下的几滴甘露。演出结束后的热烈掌声，肯定了演员们的努力。在那么简陋的物质条件下，能把这出话剧较完美地搬上舞台，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了。

《日出》演过后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没过多久，又上演了话剧《少年游》（好像是这个名字，是吴祖光写的），似乎还有《原野》。观众当然还是很满意的。剧也有校外的人参演，是个小姑娘的角色。那也是不得已，在西大当时少数的几个女同学中，是不可能找出个小姑娘的。

学生们的课余活动很单调，最受欢迎的一种就是桥牌，那可真是风靡一时。大统仓宿舍里，除了上课时间以外，那是 call 声不断（玩桥牌时，在发了牌后要叫牌的，叫牌就是 call 了）。一副扑克牌玩得都不成形了，大家还是视为珍宝。

除了玩桥牌，总得进行些有益的活动才行啊。几位进步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叫“大家唱”，几乎没女声，也难怪，本来就没有多少女生。唱了很多首抗战歌曲，还有些外国的经典曲目，开过一次演唱会。观众当然也是爆满的。

上文提到的那位周联华先生，是不甘寂寞的。他也组织了一些基督徒学生和好几位基督教外的音乐爱好者，搞了一次演唱会。演唱曲目当然以教会音乐为主了，虽然才 20 来人，大家还是一起奋力演唱了《哈利路亚》。虽然宗教味道浓些，但还是那句话，渴者易为饮，也是无例外地获得了满堂彩。

上述的内容就是当时一些文娱活动的情况了。

∆49年3月西大歌舞团在大礼堂前合影

教授趣谈

当时的西大校长李运华先生是广西人。可他的太太却是北京人，一口嘎嘣脆的京片子，听来煞是受用。李校长晚年似乎不大好过。不知怎么搞的，20 世纪 60 年代，被发配去了海南一所专科学校做一般的工作。“文革”时该有七八十岁了吧，还被整得很厉害，受罪不少，晚景很凄惨。

那时西大的教务长是彭光钦教授，他发现了从橙子皮中提炼出汽油的方法，只是那只能在实验室里，真要批量生产的话，上哪去找那么多的橙子皮呢？理工学院的院长是郑建宣教授，总务长是张先辰教授，他好像还兼了法商学院院长。农学院本来是在柳州沙塘，和西大本部好像没有辖隶关系似的。在西大从柳州往融县转移，经过沙塘时，就把农学院“裹挟”起来，到了榕江后就直辖于校本部了。院长为汪教授。还有一位姓车的训育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教育厅厅长的石兆棠则是图书馆馆长。

那时西大好像没有开过什么全校的师生大会，有时会请某位教授做个报告，或抬高些叫开个讲座什么的，为学生们增添一些课外的知识，也好弥补因教授欠缺而少开的课程——很多教授没随学校逃难到榕江。

一位留洋回来的教授（很遗憾记不得他的名讳了）有一次介绍了美国 3K 党的情况，还有一次是一些趣谈，揶揄外国人学别国语言闹的笑话。他每次讲话都全用英语，所以很能吸引同学们的兴趣。他说在外国人家吃饭，有大菜上席时，多由主妇掌刀切割分给各位客人，但在分布前，先问受者喜欢哪一部分，要多少。一次，一个中国人赴宴，饭时上了一只全鸡，主妇在切割完后问那位中国人喜欢哪部分。他原意是想说腿（leg）的，但他却是 N、L 分不清，结果说成了 neg，主妇以为他喜欢 neck（颈），于是分给了他一大截鸡脖子。北欧有些地方的人讲话时，也像中国有些地方的人一样 N、L 分不清，经常闹笑话。他又说，有某北欧两兄弟出国，进入别国海关时，海关关员问他一些问题，问到他多大年纪时，他回答说“I am dirty（我是肮脏的）”，其实他原意是 thirty（三十）。海关关员又指着他的哥哥问：“他呢？”他答“He is dirty too（他也是脏的）”，他原意是 thirty-two（三十二）。同学们听他的讲话既能笑一下，又很长见识。

另外，还有一位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秦道坚教授，他主要是介绍了一些美国科技的新产品。他不是用英语开讲的，但英语单词还会不时习惯性地跳出口来。他说美国有一种新武器，叫火焰喷射器，在太平洋逐岛争夺战中，日本鬼子躲藏在山洞或工事里死活不降，美军最后用火焰喷射器一喷，鬼子成了 charcoal（炭）。接着，他还介绍了 B29，称为超级空中堡垒。那是当时最大的轰炸机，是美国专门为了轰炸日本本土制造的，能从我国成都机场起飞去炸了日本后再返航，说是能飞得又高又快，小鬼子的零式飞机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当然他说到 B29 时是完整的英语。他又介绍了一些神妙的药物，说是有一种新药盘尼西林，那可是起死回生的灵药，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战场上，多少伤兵从死亡边缘被救回。他还说在印度，硬是用盘尼西林从死人堆里救活了一个死于霍乱的病人。除了盘尼西林外，还有各种霉素，红啊，绿啊（其实是氯），土啊等等，令人记不过来。更有多种磺胺，各种磺胺他都是用英语说出的，sulfa 这，sulfa 那的，头都有些晕。神了，这么多灵药，人还会死吗？

∆秦道坚教授

观看斗牛

榕江城里好像没有多少苗族人居住，我们主要是从服饰和肤色上区别他们。苗民几乎都是穿的自织自染的黑布衫，而且出入都是山路，为了披荆斩棘开路，为了自卫，无例外地都随身掖着一把大砍刀。看起来很凶悍，其实非常善良，一出城区（如果那两三条街也算是城区的话），苗民就逐渐多了起来。在狭窄的山路迎面遇见苗人，多数是他们给你让路，他们绝不会硬往前闯的。

一天，说是一个什么节日，要斗牛。不是西班牙人那样斗，而是牛和牛斗。据说这是诸葛亮当年留下的规矩，为了发展农业，保护耕牛，每八年才准杀一次牛，而且要牛只互斗，败者作牺牲，巧妙地形成了优胜劣汰。

∆斗牛图

说起这，我们发觉诸葛亮在当地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凡是诸葛亮说的话，都被当成神谕来看待。再说回头，那天不少西大同学到斗牛场去观赏，那是在一个叫八什么的小村庄，距榕江县城约十来公里，虽是深秋，一早出发时凉飕飕的，浓雾密布，有经验的人说是一个大好晴天。果然，一个多小时后，太阳显出威力，热了，出汗了，口渴了，目的地也到了。

那是一块四面环山的小平坝子，同学们到时，所有的山坡上早已坐满了人，四周摆满了各种卖小吃的摊子。见到同学们，苗民们都是笑脸相迎的。他们很高兴看到同学们也欣赏他们要欢度的节日，主动让座，有的还拿出他们的传统食物，请同学们吃。

同学们各自找地方就座，或去买醪糟汤圆，或买盐茶鸡蛋，或买粽子、糍粑。刚坐下歇息了没多久，斗牛开始了。那天斗的是水牛，至于斗不斗黄牛就不知道了。“牛斗士”在斗前都喝下一大水桶烧酒，牛眼都红了，同学们还注意到水牛长长弯弯的角上，都裹了铜或铁，看起来尖尖的、亮亮的。牛由主人牵到场中，两牛一相见，马上就迎头碰去，“砰”的一声，两只牛就顶上了。八只蹄子撑得紧紧的，正和拔河一样，看起来场面上很平和，没什么动静，但牛蹄下的泥土地陷了下去，其实双方都在拼命顶着。有的顶不住了，回头就跑，胜利者紧追不舍。有一只输了往山上跑，在那里坐着的人就慌忙跑离，很凶险，也很刺激。多数的争斗就在现场分出输赢。有的被尖锐牛角钩掉牛眼，有的被钩破牛肚子，有的甚至倒地不起。胜者可以获得戴红，再喂上一桶好料，主人得到一块银牌。败者就免不了要挨上一刀了。

看斗牛似乎有些残忍，但总比西班牙的那种要文明些。牛斗牛，全凭气力，优胜劣汰，不像西班牙的那种完全是捉弄牛，高智商的人类愚弄善良的牛，杀就杀嘛，还要一再地逗弄，激起牛的愤怒，牛越愤怒凶猛，观众越兴奋，斗牛士就越发要逗弄牛来取悦观众。这很不公平，很不地道。西方世界爱说这不人道，那不人道，西班牙的斗牛连“牛道”都不讲。

榕江缘分

这已是抗战末期了，鬼子的飞机再也不能到处肆虐。榕江再没挨过空袭（其实那次空袭也不是鬼子的作为，而是盟机误炸）。榕江往都匀和贵阳的路已通。不过，去贵阳要先走路或乘坐小船到三都，那里才有烧木炭的汽车经都匀转贵阳。不管怎样，路是通了，三都到榕江可通小舟运输，那是一种两头尖翘、只能装载四五个人的小船。往三都去是逆水，短短一百多公里，要走上两三天或更久，可交通确实通了，物虽说不上畅流，至少在流着了。于是榕江市面上的商品多了。但西大的学生还是那样穷。有一位江西籍的蔡同学，携带了妻儿一齐逃难来榕江。这位同学靠贷学金过活，妻子就靠每餐煮些猪肉在学生食堂摆卖，赚取蝇头小利，勉强维持两母子的生活。

日子似乎过得很安宁，实在也很平和，只是穷些、枯燥些。课余，唱歌的唱歌，排戏的排戏，当然也有人“拍拖”。有些人和上面有联系，总有些消息、新闻送来学校，知道鬼子日子难过了，敌消我长，都在等着胜利好回家。

1944 年冬天，榕江下了一场小雪，几个广东同学冒雪在街上笑着、跳着、叫着。雪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新鲜玩意儿。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几乎是一辈子都难见到雪。他们把冰叫作雪，以前冰箱叫雪柜，冰冻叫雪藏，冰棍叫雪条，以聊过雪瘾。这回能见到真的雪花飘飘，自是开心，如果雪真的下得够厚的话，他们一定会乐得在地上打滚。

说怪也不怪，那时西大不少同学学会了亲手织袜子，还包括一些男同胞。原因是一来课程少了，闲得慌；再说买袜子要钱；而且当时即使有钱也难买到袜子，货少。所以说“男做女工一世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灵活对付了。街上有商人搞来的棉纱出卖，男同学织袜子时，总免不了要请教女生，有人织袜子时顺便把“鹊桥”一起织将起来。这也算是一段佳话了。

那时还有一对教授成婚，算是西大在榕江时的一件大喜事。男方是安淇生教授，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特好，就是教英语的。那时他大概已有四十多岁了。他人有一点黑，但五官端正，可说是相貌堂堂。名校毕业，有才有貌，为什么到了四十多还未成家呢？安教授待人非常和蔼，不管是对谁都是满面笑容，绝不会在学生面前摆教授架子。新娘是阳立希教授，桂林人，年龄也有四十好几了，教化学的。也不知为何仍是小姑独处，正如俗话所说的，是缘分未到吧……这不，缘到了，榕江也实在小，比雁山的西林公园还小，挤在这么个小圈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知是哪位好心人撮合，还是他们自己走到一起了，反正是终成了眷属。恭喜恭喜。

胜利回迁

西大在榕江总共没待上一整年。1944 年中秋前后到的那里，1945 年暑假时日寇已投降，学校就开始打道回桂林了。在这短短十个多月的时间里，西大师生们在艰苦的生活中，努力克服困难，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坚持授课、上课；深入苗族居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还居然在当时仅几千人口的小县城里，演出多幕话剧、开音乐会；除了上课以外，还举办讲座，传授知识。当时对这种精神没什么感觉，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令人觉得骄傲。这就是我们中国久经苦难的民族性格：不服输，面对困难要坚韧应对，坚信会取得最后胜利。事实证明，我们确实胜利了。

不过，就在学校准备回迁时，榕江突然发了一次洪水。山洪往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河面窄，河床浅，宣泄不畅，所以来势很猛，水位一下子会涨上几米。那次洪水就这样很快上了岸，进了城。一座装空油桶的仓库因为空桶浮起来，那仓库只是用木头为柱、顶上盖瓦搭建成的，空桶的浮力使整座仓库拔地顶起，在河里随波逐浪漂流而下，好远都没散里随波逐浪漂流而下，好远都没散架。这次洪水使西大师生本来已因战乱丢失了不少的家当，再一次受到洪水的洗劫。有些同学还幽了一默说，天气热了，又要行军回家了，精简些东西可以轻装上路。只可惜有一位同学在这次洪水中溺水身亡。真令人心痛啊，眼看着胜利了，回家看亲人了，大家经过了那么艰苦的磨难，怎么会在这最后的时刻去了呢？

着急啊，真是着急。大家都恨不得马上离开，恨不得一步就回到家乡。但既不通汽车，又没有足够的船只，而且船只只能装运老小妇孺，还有学校的一些公物、贵重仪器等。学校给同学们先发了两三个月的贷学金，同学们就各自组成“回乡团”。于是有的往重庆方向去，有的是经三江、龙胜回桂林，广东（包括香港）的那一群还是循水路先到柳州。他们窜改杜甫的一首诗说：即从柳江穿西江，便下梧州向广州。

我不是史家，对于过去的事不善取舍；也不懂哪是重要的，哪是上不了台盘的；更不懂用这个立场、那个了台盘的；更不懂用这个立场、那个观点来观察分析事物，加上时间已过去了 60 多年，有些事好像模糊了。榕江时期的西大，确实很困难，但回头看来，又可说是有些浪漫。徒步逃难几百公里，局促在小县城里施展不开，有时食无米，有时又穿少衣，有时苦中作乐，个中况味令身历者终生难忘。相信当时的好多人在世的已不多。有些事我信手写来，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保留一点当时西大发生的事的一鳞半爪。

当时，熊永深高中只读了一年，因父亲熊得山教授早逝，家里穷，他只得四处找工作。他大哥曾是西大经济系张先辰教授的学生，1942 年毕业分配在柳州税务局工作。于是，大哥带他去找上任不久的总务长张先辰。时西大西迁，事务十分繁忙，正需人手，张便令他在庶务组做事。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柳州西大办事处，负责接待西迁的西大师生，因此，成为融县到榕江庶务组打前站的先导。他当时才 18 岁，年纪比西大一些学生要小，只因他是代表西大员工，故学校令他作为领队，兼管先行队伍的伙食费。